襄阳市三原幼儿园开展“走进社区快乐劳动 ”主题活动
以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为例：从2003年到2007年，安徽省人大没有制定一部地方性法规，只是修改了3部地方性法规，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则制定了41部地方性法规，在修改方面，废止了2部，修改了31部。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对各领域进行整顿，与之相适应，国务院工作部门恢复到52个。目前，无论是素质、经验，还是在经费、交通等方面，我国均具备了逐步实行直选的基本条件。
例如，1993年6月22日，项淳一同志作法律委员会关于《农业基本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时说： 关于本法名称，国务院关于农业基本法的议案本来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如果本法仍然称作农业基本法，按照宪法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部法律的审议就要等到明年春天召开的八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4〕很明显，1954年宪法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进行了界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个别任免，这也是制宪者有意防止常委会凌驾于大会之上的明显表征。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第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由1954年宪法的5个，发展到1982年时已有6个，现在已增加9个。但这种名称的变换并不能改变该法的基本性质与法律定位，不能消除常委会的越权性质。
然而，现实中由于缺乏宪法保障机制，1954年宪法实施之后，国务院部委更迭频繁，那些频繁立、改、废的部委的部长、主任人选均是常委会决定的，其数量远远超过大会所决定的数量，根本不符合个别任免的要求。值得肯定的是，2012年两会期间，关于人大制度自身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已引起了众多代表的热议。补偿请求权大概可以归为积极性权利，权利人据此要求进行给付以便实现尚未落实的权利，并不具备惩戒意义，而不履行给付义务的行为不被视为违法行为[22]。
一种现象是法院完全以赔偿诉讼审判思维来处理案件。因此该案的实质与关键是征收补偿，而不是违法赔偿，故法院不能适用赔偿诉讼类型。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形，那就说明权利方实际上并无权利。此次颁布的《条例》的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曾经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设计征收过程的，其曾要求政府和2/3以上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之后才开始征收。
3．拆迁阶段的法律关系 一旦房屋被行政机关征收，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就归属于国家，其就失去了基于房屋所有权、使用权而生的权益，只剩下搬迁义务，以免侵犯国家所有权。除了范围与标准不同外，补偿和赔偿还有如下不同[19]。
对此，《条例》第28条予以了充分体现。如征收决定作出后，被征收人可能并不认可征收机关对补偿义务的履行方式，但这不妨碍政府基于征收所生之所有权的逻辑来落实自己对房屋的所有权及其后的处分权。细言之，在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因而公民只能通过国家许可来使用国有土地时，国家授予公民土地使用权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权力与责任关系为公民创设包括特权、权利以及权力等法律关系集合体的过程。为此，有必要以美国学者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学说为工具，对征收过程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以及被征收方各种权益进行精确界分，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应诉讼类型。
第四，关于补偿给付诉讼的诉讼时效。之所以原告要承担如此证明责任，是因为其在这一权利与义务关系中，属于主张权利成立规范之适用者。同时，很多法官没有看到先前的征收阶段与后续的补偿、拆迁阶段之间的法律关联，没有看到后阶段法律关系需结合前阶段法律关系来界定，而是片面、割裂地单就独立的阶段来认定法律关系，从而导致法律关系定性的错误进而导致诉讼类型选择上的错误。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学说。
只有在义务方不履行义务导致权利方的权利被侵害，原本要求的给付已经没有意义或是不能弥补权利的情况下，才产生新的次生赔偿法律关系。后者则是为了避免权力与责任关系迅速变成物理上已经落实、无法改变和复原的权利一义务关系，同时也是给除斥期间提供相应实体效力，以免撤销无所适用。
如果不在征收、补偿范围的财产利益为拆迁所损，那么政府就应当承担赔偿义务[17]。而豁免则是自身现有法律地位不受改变的能力或地位[6]。
这就是许可制度的法律逻辑。因此，第二序法律关系实际上揭示了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机制，从逻辑上展示了法律关系变化的路线图。政府要征收房屋，是因为其要征收房屋之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征收土地使用权，又必然使得地上的房屋因皮之不存、毛无所附而丧失存在基础，进而使得被拆迁人不可避免的遭受因此而带来的房屋的损失。然而，关于违法、超期建筑的特殊性在于，政府一方面是国有土地的代理人，是财产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是国有土地管理秩序之维护人。为此，需要配套以相应的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以及行政赔偿诉讼类型和相应的审判方法。第五，关于暂时权利保护制度。
其三，两者的构成要件也不相同。但是，这种定位并非这种关系的本质。
这就导致针对征收、补偿和拆迁的诉讼出现一些程序与实体不匹配的现象。行政法律关系 2011年1月21日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改变了以往扭曲的被拆迁人与开发商、拆迁主管机关之间法律关系，将房屋征收过程中的法律关系复位为地方政府和被征收人的关系，将民事法律关系复位为行政法律关系。
如果政府不同意公民的补偿请求，那是政府认为公民的请求不符合法律之规定，公民得请求法院对此法律关系予以界定和执行。实际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但又无人注意的是此前征收诉讼实践中的另一问题：本应针对补偿决定的给付诉讼的赔偿诉讼化问题。
在建筑超期的情况下，公民实际上是因为时效这一法律制度而丧失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上的种种权益。但是，两者在物理上又不可避免的要区分为所有权征收在前、补偿在后两个阶段。那么，在征收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产权的丧失呢？是什么导致所有权不能对抗公权力呢？如果从霍菲尔德所界分的权力与责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就能予以合乎逻辑的解释。对此，美国学者霍菲尔德曾一针见血的断言，将一切法律关系化约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公开或默认的臆断往往是清晰理解、透彻表述以及正确解决法律问题的最大障碍之一[3]。
因此，被征收人若想不被征收，就只能起诉至法院，主张征收机关并无征收的权力或是不符合征收权力运用所需的公共利益这一构成要件，并要求法院撤销征收决定，而不能以自己对房产的权利来作为抗辩理由。因此，在强制模式下，征收的过程是征收、补偿和拆迁，在合意模式下，则是补偿、征收和拆迁。
（二）对征收过程中法律关系的考察与界分 1．征收决定阶段的权力与责任关系 虽然，从表面上看，征收是行政机关和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行政机关有要求被征收人让渡房屋所有权的权利，被征收人有交出房屋所有权的义务。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毕竟不符合法律关系，毕竟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会反过来损害判决的合法性，进而导致判决效力的不稳定，司法权威的削弱，并给其他赔偿案件的审理带来负面示范效应。
公民得享用使用土地的特权，不再处于负担不使用国有土地之义务的地位，国家或任何他人不得对公民使用土地的行为提出任何要求。相依意味着主体双方使对方成为必需，每对相依方必须共存[7]。
而除此之外，房屋之内可以剥离的财产，可以为被拆迁人带走，属于不需要被征收的财产，未发生产权之转移，仍属被拆迁人所有，因此国家在拆迁时如果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损害了这些财产，就必须赔偿。从一般角度来说，私人所有的房屋之上是有一个所有权存在的，所有人可以由此来对抗他人。另一种现象是法院认为纠纷的实职是补偿但在审理时却按照赔偿法律关系的逻辑来审理。在霍菲尔德看来，权益，亦即广义上的权利实际上可以分为四种，即权利、特权、权力与豁免。
原告还要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应当给付的范围、方式和标准。2．补偿阶段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如上所述，政府基于主权者赋予的具有规范性的征收权力，生成了政府对公民房屋的所有权和对公民房产的补偿义务。
就此而言，被征收人起诉法院的诉由，严格地说，应该是行政机关的征收越权地处分、消灭了被征收人的房产权利[23]，属于无效征收，应当撤销，而不应该是行政机关的征收决定非法侵犯被征收人的权利。即征收的法律逻辑在于，政府通过权力与责任关系消灭了被征收人在房屋上的针对政府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同时生成政府对房屋的权利与相依的公民交付房屋的义务。
其实，如本文前面对房屋征收过程中法律关系的分析所示，在该案之中，被拆迁房屋所赖以建基的土地之使用权基于征收不复归于原告所有，而为国家所有，那么被拆迁房屋就应当归属于国家所有，任由国家处分，因此拆迁程序不合法、拆迁主体不适格并不能构成国家赔偿的理由。而第一序法律关系中权利方所欲实现的相依主体的义务，需要相依义务方损害其自身权益去履行，无权威外力界定和强制就可能不能实现，因此其只能属于外生法律机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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